司法審判貫徹民法典權益保護原則應兼顧多元價值

來源:人民法院報 2021-01-15 17:04

  我國民法典第三條關於民事權益受法律保護的規定,是貫穿民法典的一條主線。民事主體的多元性與民事權益的多樣性,決定了在個案中發生權益衝突時,法院應兼顧多種價值考量,既要平等保護各方主體的合法權益,也要維護國家利益、公共利益;既要保護權利,也要保護合法利益。民法典實施後,在個案中如何正確貫徹權益保護原則(亦有論者稱為權益保護理念),如何衡平各種價值,如何在保護權益的同時實現規則塑造,需要裁判理念與思路的更新。

  更加強調全面開放保護,同時也應遵守裁判的邊界

  民法典總則編第五章規定了各種“有名”民事權利,以及“法律規定的其他民事權利和利益”,構建了開放的權益保護體系。司法裁判應當秉持開放態度,實現對新生權利/權益的調整保護,同時也應注意在個案中遵守裁判的邊界。

  (一)不能僅因民法典未明確規定為權利或利益而簡單裁駁或判駁。由於民事權益體系本身是不斷變動、發展的,有些特定的利益會逐漸顯名化而轉化為權利,特別是隨着互聯網時代發展,涉及網絡虛擬財產、數據等利益客體內涵不斷豐富,因此民法典對民事權益體系的發展預留了空間。司法裁判也應根據社會發展,綜合判斷當事人主張的某種利益是否屬於法律應當保護的範疇。如果屬於法律應當保護的範疇,則應通過裁判證立予以保護,而非僅因法律未明確規定為“有名”權利類型而簡單裁駁或判駁。例如,在民法典專章規定居住權之前,司法實踐已在用益物權範圍內對當事人的居住使用權益予以保護。

  (二)不宜在個案中創設民法典沒有明確規定的權利。根據權利保護的形式主義解釋方法,只有民事法律明確以“權”字命名的才是權利,其他都是單純的利益保護問題。形式主義解釋方法的理論基礎在於,立法法第八條規定民事基本制度只能通過法律予以規定,而民事法律只能由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民事權利屬於民事基本制度,因此民事權利只能由立法機關創設。“某一新興權利進入法律,本質上屬於社會利益的再分配與社會結構的再調整”(參見王慶廷:《新興權利間接入法方式的類型化分析》),若輕易通過個案裁判創設新型權利類型,則可能面臨“權利體系的融洽風險、社會成本的承受風險以及國家能力的兑現風險”(同上文)。典型的例子,如在侵權責任法規定隱私權之前,司法裁判只能通過名譽權或一般人格權來保護個人隱私利益,而不能通過司法裁判創設隱私權。民法典施行後,司法裁判中對於其他利益的保護,亦應作類似處理。

  (三)對正當利益的保護應強化裁判證立。雖然民法典對權益保護體系採取開放態度,但司法不能隨意擴大保護範圍,而應注重從現行法律的內外體系出發,注意對社會生活的干預必要性和干預限度。司法實踐中將未被類型化但應受法律保護的正當利益總結為三個必要條件,即不能涵蓋到既有類型化權利之中、具有利益的正當性及保護的必要性。對於“保護的必要性”,筆者認為,可以從保護範圍和保護成本兩個方面判斷。如果某項權益與個案獨特背景關係密切,不具有普遍適用意義,或保護成本過重,超出一般人的預見範圍,過多幹涉了他人自由,則其保護必要性較弱,司法裁判應秉持剋制、謙抑的態度,避免對社會生活和他人行為自由的過多幹預。

  更加強調權利自由行使,同時司法裁判也應有效防止權利濫用

  民法典第一百三十條規定,民事主體按照自己的意願依法行使民事權利,不受干涉。對意思自治的尊重就是對民事主體享有的自由權利的尊重。強調對某一主體的權益保護,意味着對他人行為自由的限制。故此,權益保護應有邊界。民法典第一百三十二條規定,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權益對個人行使權利形成合法制約。此外,民法典還規定為了公共利益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規定權限和程序徵收、徵用不動產、動產。

  (一)以尊重當事人意思自治、權利自由行使為原則。法院應通過司法裁判,引導、保護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組織在市場經濟活動和社會生活中正確行使意思自治,依法保障當事人在意思自治下作出的對實體權益的合法處分權和對程序權利的合法選擇權。例如,在司法實務中,對於合同效力的認定,以有效為原則,無效為例外。又如,對於意思表示的解釋,民法典第一百四十二條區分有相對人的意思表示和無相對人的意思表示,分別規定了不同的解釋規則。個案審理中,對於當事人意思表示的解釋,應當限於不明確、有歧義或爭議的意思表示,對於確定無歧義的意思表示,不得解釋,以尊重當事人意思自治。

  (二)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對個人權益限制應遵守比例原則。公共利益關係人民羣眾的切身利益、共同福祉和整體利益。《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在人民法院工作中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若干意見》中指出,重視保護公共利益、不斷增進公共利益是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特徵和巨大優越性,倡導個人利益服從公共利益是社會主義道德的重要內容。但權利有其自有的限度,對權利的限制也要有一個限度,過分聚焦對權利的限制也有違權利設置的宗旨。司法裁判中,應當在保障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不受侵害的前提下,注重比例原則的適用,實施對民事主體權益最小的限制,以使得這種不利影響限制在儘可能小的範圍內,實現適度平衡。民法典第一百一十七條、第二百四十三條、第二百四十五條規定了為了公共利益需要,在徵收、徵用不動產或者動產的,應當給予公平、合理的補償,背後暗含“禁止過度”的比例原則精髓。

  (三)在裁判時應注意公序良俗對權利自由行使的限制。公序良俗針對的是社會的道德底線,即維繫社會的最低行為要求,也是任何人基於其生活經驗都具有的對他人行為的最低期待(謝鴻飛:《公序良俗原則的功能及其展開》)。因此,權利行使不得違背公序良俗。民法典中對公序良俗作了系統規定,總則編第八條規定了公序良俗原則,第一百四十三條第三項將不違背公序良俗作為民事法律行為的一般有效要件,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二款規定違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為無效;各分編中亦有具體規定,如第九百七十九條第二款無因管理中本人的權利行使、第一千零一十五條中姓名權的行使以及第一千零二十六條中香港專線物流報道權行使,均以符合公序良俗為前提,也都體現了公序良俗對權利自由行使的限制。因事關公共利益,在個案審理中,法官應依職權主動審查民事法律行為是否違背公序良俗。在法律適用上,民法典各分編有明確規定的,應首先適用各分編而非總則編的規定。在民事法律行為效力的認定上,應適用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二款的規定,而非第八條公序良俗原則的規定,防止向一般條款的逃逸。

  更加強調權利救濟,同時司法裁判也應確立權利行使規則

  民法典從為恢復權利人對其權益圓滿支配狀態的物權請求權、人格權請求權,到保障債權得以實現的繼續履行請求權與違約損害賠償請求權;從針對人格權侵害的賠禮道歉、恢復名譽,到適用廣泛的侵權損害賠償請求權;從補償性的損害賠償,到特殊情形下的懲罰性賠償,為民事權利提供了完整、多樣、便捷的權利保護方式和保護手段。(王利明:《民法典開啓權利保護的新時代》)人民法院在依法適用民法典加強對權益保護的同時,也應注重發揮司法審判的評價、指引功能。

  (一)司法裁判不僅要更加註重對權利的確認、救濟,同時也要注重樹立規則、明確規則。應避免“和稀泥”式的裁判,以穩定社會對司法裁判的預期,弘揚正確積極的權利保護導向,從根本上糾正“誰能鬧誰有理”“誰死傷誰有理”的錯誤思想。“村民私自上樹摘果墜亡索賠案”“撞傷兒童離開被阻猝死索賠案”“吃‘霸王餐’逃跑摔傷反向餐館索賠案”等案件的審理正體現了這一裁判思路。此外,在裁判方式上,應堅持調判結合、當調則調、當判則判,通過發揮案例指導作用,逐步明確權利行使和權利保護的具體裁判規則。

  (二)在“民商合一”立法模式下,應關注裁判規則的民商差異。新中國第一部民法典在編纂體例上最終採取了“民商合一”的模式,將民商事法律關係中一些共性的規則提煉出來,例如契約自由、誠實信用等等,對金融擔保等商事審判領域的一般規則也作出了規定,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民商裁判思維之間一些不應有的矛盾。但仍應當注意的是,對民商分立與民商合一的理解均不能絕對化,商事法律規範與非商事的民事法律規範客觀上存在區別,對於一些商事方面的特殊規範,仍需要留給單行法律加以規定。即使是民法典中的統一規範,在適用中也應注意其民商差異。傳統民法中的損害賠償一般採用“填平原則”,較少實行“懲罰性賠償”。但司法實踐中依循此思維,在商事糾紛中有可能會損害商業活動的正常流轉和商事主體對交易自由設定的需要。相對民事審判而言,商事審判需要維護商事活動本身的營利性、營業性和競爭性。除了懲罰性賠償適用,在格式條款效力認定(第四百九十七條)、強制締約義務(第四百九十四條)、違約金調整(第五百八十五條第二款)、任意解除權行使(第九百三十三條)等方面,司法實踐已經注意到民商事主體的差異,在裁判規則上有所不同,民法典實施後應總結審判經驗,統一裁判標準。

  (三)充分考慮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入法典的立法目的,平衡法律的秩序價值和正義價值。司法裁判要在貫穿權益保護理念之下,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從行為規範、道德規範,轉化為法律規範、裁判規範,運用邏輯推理和日常生活經驗進行裁判,將個體權益保護與維護社會公德、貫徹國家政策綜合考量案件的實際情況,使得司法裁判實現傳遞正確價值理念,達到社會價值共識的目的。近年來,最高人民法院發佈的“大力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典型民事案例,正是將英烈保護、見義勇為、誠信友善、孝老愛親等體現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目標、導向和準則通過司法裁判的方式在個案中予以體現。

編輯:lt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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